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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原著，更深入 楔子 着实是没有想到，《伟大的长征》这部剧的大结局，不是从三军会师结束的，而是讲到了“西安事变”。
“西安事变”和平解决后，老蒋被迫同意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。
国共双方从1937年2月到8月，就红军改编等问题，在西安、杭州、庐山、南京等地进行了五次以上的正式谈判。
谈判的核心：表面上是编制与人数的数字博弈，实质上是一场围绕 “控制与反控制” 的漫长拉锯。
第一轮：西安谈判 1937年2月9日，周副主席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、张冲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。
中共方面拿出了相当有诚意的方案，主动提出取消红军番号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，并接受南京政府的指导。
但在具体编制上，双方一开始就相差悬殊。
周副主席最初提出：红军改编后应编为4个军、12个师、36个旅，总人数至少六七万，并且必须设立总指挥部，由朱老总、彭老总分任正副总指挥。
国民党代表顾祝同传达老蒋的旨意：红军最多只能编2个师、8个团，总兵力1.
5万人，师以上不设军，更不设总指挥部，直接归西安行营管辖。
在人事上，老蒋更是寸步不让：师长可由延安委派，但从副师长到副排长，所有副职军官，以及各级政训人员，统统由南京方面派遣。
老蒋在给顾祝同的密电中，说得非常直白，此举就是为了：编共而不容共。
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，周副主席坚决拒绝。
但为了顾全大局，我党方面做出了第一次重大让步：将方案从4个军，12个师，压缩为：4个师，12个旅，24个团，总人数7万。
然而，老蒋方面仍坚持只给2个师。
经过反复磋商，到3月8日，双方终于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性文件，史称：三八协议。
“三八协议”墨迹未干，两天后，老蒋的谈判代表贺衷寒突然提出一个修改方案：把已经谈拢的内容几乎全部推翻。
他要求红军改编为3个师后，每个师只能有1万人，总数压到3万，并且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，仍必须由南京政府派遣，同时将“陕甘宁行政区”改为直属各省的“地方行政区”。
这等于把我党在谈判中，争取到的空间几乎全部抹掉。
周副主席当场识破这是有意为之，紧急约见张冲，指出：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，并坚决表示，此事在西安已无法再谈，必须直接与老蒋面谈。
张冲随后告知周副主席，贺案作废，仍以“三八协议”为基础。
第二轮：杭州谈判 1937年3月下旬，周副主席在潘汉年陪同下来到杭州，直接与老蒋会谈。
这是西安事变后，两人首次面对面谈判。
周副主席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六项具体要求。
核心包括：陕甘宁边区须成为完整的行政区；
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四万余人；
三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；
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。
对于前几条，老蒋的态度有所松动，甚至表示“这是小节”。
但老蒋随后抛出了一个：极具针对性的条件。
他要求 朱老总，主席“出洋” ，离开红军去国外考察。
这一要求的实质，是要从组织上切断中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。
周副主席对此 严词驳斥 ，坚决予以拒绝。
杭州谈判虽然在人数和设总部的问题上有所推进，但老蒋在“出洋”和控制人事这两个根本问题上的企图，使谈判无法取得最终突破。
第三，四轮：庐山谈判 1937年6月和7月，周副主席等领导人，两次上庐山与老蒋谈判。
老蒋在杭州的许诺，到了庐山又发生了倒退。
他推翻了此前同意设立总指挥部的表态，坚持三个师以上不设总司令部，只设“政训处”来指挥，并且这个政训处的正职，要由南京方面的人担任。
同时，他继续要求主席、朱老总离开红军。
在边区政权问题上，他也要求边区政府主席由南京方面的人来当。
中共方面则坚持，如果只设政训处，那么必须要有：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，否则无法接受。
双方在指挥机关这一核心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。
第五轮：南京谈判 真正打破僵局的，是 1937年7月7日 的卢沟桥事变和随后 8月13日 日军进攻上海。
全面抗战的爆发，使老蒋迫切需要红军尽快开赴华北前线，以牵制日军。
他在谈判中的底气，被战场上的紧迫形势大大削弱了。
1937年8月9日，周副主席、朱老总、叶剑英飞赴南京，进行最后一轮谈判。
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下，老蒋不得不放弃了一些最核心的苛刻条件。
8月18日，南京政府正式同意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下辖3个师，设立总指挥部，任命朱老总、彭老总为正副总指挥。
最关键的是，老蒋不再坚持向八路军各级派遣副职和政训人员，只同意向八路军总部及三个师各派一名联络参谋。
8月22日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这一改编命令。
洛川会议 就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同一天，我党在陕北洛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了，史称“洛川会议”。
洛川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，就是制定红军在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战略方针。
会议确定，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 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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